> ## Content Index
> Fetch the complete content index at: https://li-shixin.mymagic.page/llms.txt
> Use this file to discover other available public pages before exploring further.

# 《永恆失落的國度》創作隨筆
- URL: https://li-shixin.mymagic.page/writing-the-lost-kingdom/
- Published: 2026-10-08T10:38:43.000Z
- Updated: 2026-11-18T07:48:26.000Z
- Description: 李秀成的性情和選擇：或許因為他留下的數萬言親筆自述具備一種穿越時空的心靈感染力，許多人不由自主多將注意力放在他“慈愛軍民”的仁愛之心上，但卻忽略了他作為一個在動盪時代崛起的將星複雜多面的內在世界。他有仁愛之心，但同時也是直接或間接帶來毀滅的戰爭機器。我甚至懷疑他後期為世人所廣知的“寬仁”作風本就是在長期殺戮中所產生的頓悟和體會，所以他才會在最後的自述中言道：“今俱用仁愛為刀而平定天下，不可以殺為威，殺之不盡，仁義而服世間”；但這並不意味著對他而言，“殺”被排除在解決問題的方法序列之外，而是“殺”並不是解決所有問題的辦法，也不是“平定天下”的核心手段。
- Author: 李師心
- Tags: 創作談

一、太平天國的政教合一

此一項頗為當時早已施行政教分離的西方基督教國家所厭惡和輕視。因為西方也曾經歷過中世紀政教合一的漫長黑暗才進入後來的政教分離，知道在那種政體中隱藏在宗教狂熱背後的人性黑暗面所帶來的迫害和災難，故而政界人物比如駐華大使、領事等官員內心多較為天然的反感太平天國的政體形式，先入為主的將其自動歸類為一個本質上仍然停留在他們中世紀時期的落後政權，加之整個清帝國所表現出來的腐敗、落後與無能，心中自然會升起優越感和傲慢之心（尤其政客和官員們），並無詳細了解的願望。

另：時人所載早期太平軍中現象（或為世人所嘲）：太平軍裡不少頭目館中有以人家挽聯懸掛廳堂者，不知何意，或謂挽聯上有“大人”二字者，最多取意在此。

“剃頭憑”：商賈中往上海等清軍地盤中去者不能剃發，而從是地歸者短髮又不便，因須向太平軍卡哨說明緣故而取憑為據，曰“剃頭憑”。

二、楊秀清天父下凡

1853年新印天父下凡詔書（第二部）其中提及11月20日禮拜之辰，楊秀清天父下凡提出要杖責洪秀全，洪願受繼而免之；东王在轿内天父下凡时，是由北王偕丞相及众官將东王金輿抬進金龍殿朝門；而22日東王又急忙上門轉圜給天王賠禮道歉，解釋說是自己這些臣子和下屬有錯，太過愚鈍，不明聖意才令洪大發脾氣，而至令天父杖責，但雙方皆要耐心商量溝通云云。此舉或許是楊秀清事後思之覺做得太過，故而儘量挽回局面。但“做得太過”究竟是真心感到自己對洪有所負疚還是出於眼前形勢覺得自己操之過急，恐眾人不服，便不得而知了。但從後事之發展，大抵第二種可能性比較大。因為在三年之後的丙辰六年，當楊秀清指揮軍隊一舉攻破清朝設在金陵邊上的江北和江南大營之後，他便不再忍耐，再度用天父下凡的方式逼封萬歲。

此種行為在初期常常是为貫徹軍令，在艱危之境中穩定軍心，偶爾也是為督勸洪秀全控制火爆脾性，毋打罵身旁侍奉之宮女，可謂為公不為私，故而初期並未招致他王們的不滿也沒有危害到政權本身。最初我不由疑惑，何以楊秀清借天父下凡除了軍政大事外還要管洪的這些瑣事，與他的利益應該也不相干，後來才恍悟早期洪秀全身邊的侍者應多由功臣之家眷充當（太平軍入營時需焚毀舊舍全家入營，女眷便從事軍政後勤及各王身邊的侍者工作），動輒打罵必使前線將士心生怨言以至軍心不穩，長此以往人心易傷散故也；而早在1849年時蕭朝貴亦曾托天兄下凡而勸洪秀全毋打罵妻妾。由此可知洪秀全確對妻妾及宮女皆無耐心，常常訓斥及打罵，而此種行為必定對其宗教領袖形象及內部團結不利。洪秀全是厭憎當世，醉心於構建宗教理論的；而楊秀清在意的是軍政要務和相應的權力，既然勞煩楊秀清特意天父下凡，必然是影響到軍心軍情等實際之事。談到楊秀清，常感此亦是一奇人，對太平天國的崛起和殞落都有發揮了極其關鍵、重要，有時甚至是無法替代的作用。若沒有他，或許在一切開始之前的廣西深山，當馮雲山被抓，洪秀全只身去廣州尋求救援時，整個上帝會已因失去組織和領袖而散伙；又或許在1851年大軍被困永安州時因無路而消亡；而若沒有他，也沒有那場讓太平天國命運陡轉直下的天京劇變，真可謂成也蕭何敗也蕭何。很難想像若他沒有被自己的野心和慾望蒙蔽心智，他以及太平天天國的命運又當如何。李秀成在自述中提及楊秀清，以“*不知天意如何化作此人*”來表達他對楊秀清的感受，每每讀之，意味深長。

三、北王韋正的性情側面

天兄聖旨卷之二中曾提及，庚戌年（1850年）七月二十一日蕭朝貴托天兄言：

*“韋正在南木顧小不顧大。使一二人顧小就得，所為何事？理應打他三百。尔轉諭他，第二回不好如此也。”*

——《近代史資料叢刊續編太平天國史2》 P292 

這明顯是指責他某種被認定為“不顧大局”的行為，但其中詳細情形已無人得知。太平天國官方印書中的天父、天兄聖旨並不完整紀錄所發事實，而主要是烘托及強調“神靈下凡”關懷及指引、督促世俗民情這一“神蹟”，旨在神話以洪秀全為首的天庭大家族在凡間的權柄，並合理化其建政合理性。太平軍領袖“曉諭”軍民常提到的“認實天情”，其實歸根結底指的是就是他們編織的這個關於自己形而上身份和人間使命的世俗神話，督勸眾生不要質疑其真實性，而要虔誠信仰並踴躍加入。至於“聖旨”中的韋正是當真不顧大局，還是其利益與蕭朝貴、楊秀清等人有抵觸之處而被公報私仇尚不得而知。但蕭朝貴、楊秀清托天兄天父下凡以勢壓人，全不顧及一個事實——若沒有韋家傾其全家之業支持起事，他們連開始的基礎都不具備。我已經很難從現存的史料中去推測韋正真實的性情，不記得曾在哪本關於太平天國的書中層讀到他們起事前後，當地官府和民間鄉紳都覺察到風聲，韋正急於藏匿，便向鄰居借幾十兩銀子，承諾不久歸還，還寫了欠條。當時不由感慨，首義六王中最富有的韋正居然連“跑路”還要向鄰居借錢，大概全家全族所有一切家業、錢財全納了“聖庫”支持“大業”，已沒有了私產。不知天京之變後深居天王宮中的洪秀全還會不會偶爾記起那時傾盡一切支持他們的那個韋正。韋正對楊秀清的不滿是人之常情，而長年的忍耐和示好似乎也無濟於事，楊秀清的野心慾望和個人意志不受控的膨脹，而不滿積累成仇怨，含恨隱忍，最終釀成劇變。在韋對楊長達五六年的忍耐當中，或許不全是情勢所逼，也有共同起事共擔風險的同袍之誼，長期被傷害和消磨的不只是利益也有感情。此事李秀成在自述中以“积怒于心，口顺而心怒不息也。少怒积多，聚成患害。”寥寥數字帶過，卻言簡意賅的準確描繪了全過程。

四、天國童子軍

那或許是儿童和青少年的宗教狂热 ，類似中世紀時期十字军东征后的儿童十字军们未能如愿的征途——他們最后纷纷饿毙道旁，尸体亦无人淹埋。這或許與現代的青少年犯罪有類似的心裡條件。那個生命階段內心難以遏止的愤怒、熱情、渴望、衝動與遠超成人的充沛精力結合，在宗教和國家的宏大敘事與飽滿激情中將自我個體昇華，成為那衝鋒陷陣時的毫無畏懼。在當世人的記載中，常有提及太平天國的童子軍是最不畏死的群體，常衝鋒在前；性情也常見殘暴，以殺人為樂。那似乎是年幼的心靈在一種以非常態（戰爭與殺戮）取代常態（和平穩定的成長環境）的長期環境條件下，所自然發展而成的一種特殊形態。展開來看，亂世中的人並不是天然的怪獸，只是一群遇到不同時代環境的，和我們一樣的普通人。

五、洪秀全對待後宮女性專制態度的可能性原因

從他為教育後宮而作的詩《十該打》中可以一睹他對女性的大體態度是傾向於認為女性是需要小心防範及嚴格管教的，也從中可以看出此人性情中嚴格到近乎僵化的一面，而嚴格到僵化的另一面恰恰也常是某種難以控制的熱望和激情，這大概體現在他的宗教狂熱上。他於《舊約》創世卷中夏娃誤信蛇之言吞食智慧之樹果實，並累及亞當一起被逐出伊甸園相關情節一旁有硃砂批注，曰：

*“夏娃初信鬼話，致後來子孫受洪雨浸。未見死之前蛇惑逆聖旨未必死，還做得神；既見死之後蛇惑有弟二世還會變生，代代婦人多信鬼話，致害命也。”*

——《近代史資料叢刊續編太平天國史2》 P8 

以此可見他或許正由此強化了傳統的男尊女卑之觀念，認為女性無智，常易受惑多信鬼話而致累及家人。洪的宗教知识很粗浅，眼界識見與文學素養也不算高，但王權思想卻尤其深重（在那個時代似乎也無可厚非），一再在新舊約中尋找細節來為自己是天父次子下凡，注定要統治中國的合理性做穿鑿附會的理論支持。這或許在他看來是命中注定，天命所歸的跡象；但在旁觀者尤其是讀書人、清政府和西方人看來卻是荒謬可笑的。大概正是這些特點導致了他宗教理論為人所詬病，也為西洋宗教人士斥為異端。

*“一该打：服事不虔诚；二该打：硬颈不听教（硬颈意为固执、不顺从）；三该打：起眼看夫主（规定平时不能随便抬头直视他）；四该打：问王不虔诚；五该打：躁气不纯静；六该打：讲话极大声；七该打：有嘴不应声（或作“有喙不应声”不及時回話）；八该打：面情不欢喜；九该打：眼左望右望；十该打：讲话不悠然 ”*

——《太平天國印書》天父詩第十七首 

六、李秀成的性情和選擇

或許因為他留下的數萬言親筆自述具備一種穿越時空的心靈感染力，許多人不由自主多將注意力放在他“慈愛軍民”的仁愛之心上，但卻忽略了他作為一個在動盪時代崛起的將星複雜多面的內在世界。他有仁愛之心，但同時也是直接或間接帶來毀滅的戰爭機器。我甚至懷疑他後期為世人所廣知的“寬仁”作風本就是在長期殺戮中所產生的頓悟和體會，所以他才會在最後的自述中言道：*“今俱用仁愛為刀而平定天下，不可以殺為威，殺之不盡，仁義而服世間”*；但這並不意味著對他而言，“殺”被排除在解決問題的方法序列之外，而是“殺”並不是解決所有問題的辦法，也不是“平定天下”的核心手段。我總是對他最初的選擇——即加入太平軍起事背後的深層心理動因感到好奇，當然或許這也只是一個今人並不罕見無知。對於生存在想改變自己既定命運就只能做亡命之徒的帝國王朝晚期的底層人們來說，這種選擇的兩難和風險在當時當刻或許也並非被每個參與的人都充分意識到，而對於和平世代的人們來說，自然也更難體會。他斯時雖是農民，談不上卓越的眼界，但加入上帝會的起事便意味著造反，除了此是謀逆死罪，被擒會遭遇凌遲極刑之外，還要上戰場提刀殺人，與素不相識者以命相搏這一點他也必是清楚的。他須得豁出一切去，還得過普通人心中那道關卡——殺人。他那時已二十八歲，並非沒有生存和社會經驗，容易被蠱惑的未成年童子兵，若只是為了衣食保暖表面上雖也說得通，然以他並不好勇鬥狠，陰狠嗜殺的本性來說終究是一道難以逾越的心理障礙。亂世之中，有些人好勇鬥狠是為環境所影響，也有些人是天性使然，而後者並不只存在於亂世。一個人雖然可能會因一些特殊人生經歷而有極大的超越性的成長，但卻無法成長為自己原先潛力中所不具備的型態。他的謀定而後動，待人溫和，都根植在他外柔內剛的性情中。善謀之人在做生死攸關之決定時絕不會粗率衝動，所以我傾向於認為最初金田團營時他並未去，而是在第二年大軍過藤縣上永安州時才加入，必是經過一番心理鬥爭和艱難抉擇的。以此推論或許直接原因是後來生計無法持續，但根本性的原因仍應該是他內心對於改變自己的既定人生軌跡的深刻渴望，以及那隱藏在他潛意識深處的抱負和追求，導致他願意拋棄本就一無所有，惟餘一“良民”的原初底層苦力身份，從此背上反賊之名，冒著巨大的人生風險去為自己爭取那“不確定的卻有希望改變”的命運。畢竟人可以接受未來不確定的希望並為此承擔風險，而無法長期忍耐確定且不變的絕望。所謂“不在沈默中爆發就在沈默中滅亡”大概便是這個道理，長期絕望的盡頭，不是極端的自裁便是血腥的變革。從心理學的角度來說，這或許都屬於一種合理的“心理非常態”，而“非常態”就是心靈在某種極端情況下的求生和發展，並不意味著是“病態”，它只是指一種常規型態的改變而已。因為不僅人的身體有努力生存的本能，人的心靈也同樣如此，無論在什麼樣的環境條件下，它們總會為自己尋找到一條出路。當許多這樣的個體匯聚成一個群體，就形成一個時代的集體浪潮和群眾運動。

從曾在他麾下服役過的英國人呤俐（Augustus Frederick Lindley）對他的外貌和神情動作描述來看，他的溫和與風度或許更多是一種外在姿態，從心理學層面來說，是一種經過自己心理控制的人身修養。但這仍難以抹滅從成為戰爭機器這種兇暴之事以來，給他性情和內心帶來的改變——手腳肢體的多動不停，眼瞼的跳動，這或許都是長年殺戮和緊張的戰事給他帶來的心理層面上的負面影響，而他又須得控制以暴制暴的衝動。因為在那個時代，以他的權力、身份和地位，最快捷簡易解決問題的方法便是以暴制暴。軍事，戰事本就是大面積的殺戮和行使暴力。其實令我感到好奇和殘忍的是，一個本性善良溫和的人如何能行得了殺人之事。他內心該如何消化這種戰爭本身帶來的痛苦和傷害我尚不得而知，但人的心靈皆有自救的本能，所以他盡力減少戰爭帶來的傷亡——明軍紀，禁殺戮姦淫。但他卻永遠改變不了一點，他命運的改變——加冕為王，富可敵國正是建立在無數人家破人亡的悲劇上的。他的財富來自於對官紳富商的掠奪，雖然前者的財富中也有來自於對百姓的壓榨，但這也改變不了他自己也只是成為了一個與前者一樣的掠奪者的事實（且其勢更酷烈）我認為對於這一點，他內心深處是知曉的，所以他盡力在戰事中減少毀滅與傷亡，且戰後全力恢復生產搞建設（給百姓提供借款，沒有利息，只收回七分成本，待百姓有正常生計後再還本，並不主動追討。）甚至親自只帶幾個隨從去蘇州周邊鄉鎮說服百姓回鄉繼續生業。這一點與其他天朝將領很不相同，幾乎在整個同時代與他同境地位分之人中都是一個異類。（一個可以靠強權和暴力解決問題的人卻懂得克制是需要內省與智慧的。）或許正因此他最後的願望也是想減少傷亡，結束戰爭與殺戮，為此寫了幾萬言供狀。那或許也是他的自辯書，告訴世人及後人，李秀成不是一個只知靠攻城奪池、殺戮劫掠建功立業的“叛軍賊酋”，也知忠孝仁義、德惠一方。他雖“被逼從賊”（為生活與人生改變的無望所逼迫），卻有將世道變得更好的理想。只是在那場亂事之中，他亦有身不由己無能為力之處，即使傾盡全力最終也改變不了那場起事的根本性質，挽回不了幾分它所帶來的巨大破壞；他的聲音雖曾響亮，但在時代潮湧下仍然顯得微弱無力。赴死前，不過以自述明其心志而已，故曰：*“死而足願，歡樂歸陰”*（李秀成自述）

七、關於“李壽成”的出處和來歷

咸豐年間由湖北候補知府張德堅總纂，並在曾國藩的支持下主持編纂出版的《賊情匯纂》中，所搜集的太平天國中低級將領名單中“李壽成”赫然在列。“李壽成”或許是當時偵人根據信息而筆誤或口誤的訛文，而我認為還有一個可能性是他那時的確被稱做“李壽成”，當時天國內對各王名字皆有避諱，相同者須改名。比如“洪容海”便改名叫了“童容海”，此類例子不勝枚舉，天國王侯及王嗣多，姓名避諱也甚多。雖然此推論的基礎在於李秀成原名便為“李秀成”而不是他在自述裡所說的“李以文”，但我認為他原名便叫“李秀成”的可能性較大。因為他胞弟名“李明成”，與“李以文”實在相距甚遠。按照兩人名字的結構，明顯“李秀成”和“李明成”更加符合兄弟間的起名字輩規範。（古人起名皆按字輩規則，三字之名多以中間的字為字輩，但也有將最後一字作為字輩的習俗，取決於家族家規與字輩設定。）故而推論之，李以文或是他的號，他本名便是李秀成，入太平以後因為避洪秀全名諱，便改叫“李壽成”（按照天國避諱改名的具體現象來看，“秀”與“壽”，“洪”與“童”亦是同一規則），在1859咸豐九年被封忠王之後，才由洪秀全賜回其原名中的“秀”字。（因洪秀全和楊秀清之故，“秀”在天朝可算是極貴之字，一般人沒有資格以此字入名，即便是原名所帶。）

《賊情匯纂》成書於1855-1856年之間，所記載人事也截止於1855年左右。這本匯集了天國軍政人事、禮制風俗、行軍作戰、排兵佈陣等方方面面的諜報書當年雖未廣為刊印，只有手抄本，但湘軍將領及幕僚們在曾國藩的推薦和要求下幾乎人手一本，所謂知己知彼方能百戰百勝。初得見此書時足令人目瞪口呆，下巴掉地，不止信息全面且圖文並茂，在搜集情報這方面的確不得不佩服曾中堂。

師心  
2025年10月8日